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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明治维新到平成，日本的“性放纵主义”和“性抑制主义”，始终展开着博弈，双方难分胜负。有时，双方泾渭分明，一目了然。有时，双方紧紧拥抱，难分难解。无奈，什么样的裸体属于艺术美，什么样的裸体属于性挑逗，中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楚河汉界，因此经常产生争议，引起诉讼。然而，即便是性挑逗，那又如何？正如花街柳巷的缩影吉原多次被“野火”烧毁，但不久就“春风”拂柳，生机盎然一样，日本女人身上的衣服，也是脱了又穿，穿了又脱，而起决定作用的，是时代气候。
一、从“违法”到“合法”的裸体
1872年，移风易俗的文明开化风潮骤起，明治政府颁布了《违式诖违条令》（《违反规定处罚条令》。这个法令类似于1948年5月实施的《轻犯罪法》。法令第1条规定，“犯违式之罪者，处以150钱以下、75钱以上罚款”。第22条规定：“不可裸体、袒胸露腹”。
1875年初夏《报纸新闻》的一则报道，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警察是如何执法的。那天，东京数寄屋町一家妓院有个妓女，在参加了“祭”（民俗节日）后回到屋里。因为天气炎热，她脱掉外出穿的衣服，换上了“腰卷”（裹着腰的一块布）。这时，一个警察大喝一声“违反违式条令”，猛然闯进了屋子。为什么说她违法？因为，她穿着“腰卷”的身姿，窗外能够窥见。警察随后将她带走。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或许为了强调“证据确凿”，警察不许她换装，也不许她穿上外衣。
1889年1月，也就是《大日本帝国宪法》颁布前1个月，日本《国民之友》杂志刊载了山田美妙斋的历史小说《蝴蝶》。小说以“源平争乱”后平家的没落为背景，叙述一个官家女儿的爱情故事。小说中有一幅渡边省亭画的裸女插图。这是明治维新后，裸体画首次登上日本的杂志。是因为“鲜花”不能插，“塑料花”可以摆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时代气候变了。
1892年，世界著名的人体美学专家C.H.休特拉兹到了日本，一个高官邀他到自己府邸请他观赏了日本式脱衣舞：四个日本年轻女性在三弦的伴奏下，一边翩翩跳舞，一边褪去和服，最后将胴体展现无遗。主人告知这位外国专家，为什么要请他看日本式的脱衣舞：“日本女性由于平时穿着将身体遮盖得严严实实的和服，无法窥见她们体态的美和肉体的运动。”专家听了这番话，表示了深深的感谢，说主人实在太了解自己的需求了。回国后，C.H.休特拉兹将这段经历以栩栩如生的笔调，写进了他的名著《妇女服装论》。
进入20世纪后，岁月平和，经济繁荣，明治政府放松了对“性”的管制，裸体画公开登上大雅之堂。1900年，“白马会”举行展览会，展出了该会四宫天鼓以《裸体明信片》为题的裸体画。虽然引起社会争议，但举办这个画展是获得当局允许的。
二、“裸体”在战前和战后的命运
1912年即大正元年，日本兴起了被称为“冒险摄影”的“裸体摄影”热。同时，艺术家努力使自己的画作贴近“写真”（日语写真即照片）。例如，安井曾太郎的《孔雀和裸女》，被称为“不朽的名作”。1917年，日本《西洋画报》，一本以介绍海外文化和风俗习惯为主旨的画报，在新年号发表了西洋舞蹈特辑，但当局认为该特辑“有害风俗”，禁止出售。杂志编辑部虽无法抗争，但在第2期发表了题为《为禁止发售而泣》的卷首语，其中写道：“《西洋画报》新年舞蹈号，被有司认定为‘有伤风化’，禁止我们出售。但是，究竟什么内容‘有伤风化’，有司并没有明确告知。该命令的传达者只是对我们说，‘非常遗憾’。虽然编辑逐一说明了所刊载照片和资料的出处，并强调所有照片和资料均由欧美正规出版社公开出版，我们只是试图从艺术和技巧的角度，介绍作为社交手段的舞蹈。然而，有司终不可改编决定。”
有司取缔该特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女性袒胸露背，穿着过于暴露？
战败后，日本开始实现所谓的“肉体解放”。东京三宅坂“阁下”的铜像被推倒，取而代之的是三个裸女的铜像。驻日盟军还让日本女孩跳裸体舞。美国著名杂志《生活》（LIFE）刊登特辑，称“日本的女人全都是艺妓”。1946年，性风俗研究专家高桥铁公开发表了《性典研究》，之后又公开发表了《赤与黑》《人间复兴》等煽情读物，广受欢迎。其中当然有裸体插图。
然而，战后真正的“肉体解放”的第一波浪潮，是1947年1月东京新宿帝都座（今新宿日活的小剧场）举行的“镜框展”：一个穿着比基尼的女子，摆着姿势，一动不动地在形似“镜框”的一个框子里。即便仅此而已，“镜框”仍被观众层层围观。因为，按战前规定，暴露肚脐、大腿都属于“猥亵”。
更令高呼“战后再出发”的绅士们满眼放光的是，那个小剧场还表演起了脱衣舞。而且那种脱衣舞还融入了一些日本文化独特的“风情”，不仅仅是边舞边脱衣。例如，广濑元美表演的《脱衣舞清姬》，就是一例。当时，此类表演以“轻演剧”标榜，但人们认为，称“狂演艺”或许更合适。同时，其他一些战前无法想象的所谓“女剑剧”，也登上了舞台。最先上演的“女剑剧”是浅香光代主演的《女武士》。对此剧的介绍有这样的文字：“能偶尔一瞥私处，令人血脉膨胀”。
浅香光代
三、“粕取文化”和裸体
或许为了宣泄长期遭受压抑的人的本能，战后日本“粕取文化”盛行。“粕取”原是用酒糟制成的一种劣等烧酒。用以作为“文化”的前缀，含义不难理解，即容易使人沉醉的“低俗文化”。性导向的娱乐和充满性挑逗和低俗，是“粕取文化”的基本特征，“粕取文化”包括“粕取杂志”，数量极为可观，如《夜晚》《夫妻读物》《猎奇》，等等。“粕取小说”也广受欢迎。当时，日本“新浪漫派”代表、著名小说家永井荷风匿名发表的《六平米房间的隔扇裱糊纸》，在市面上秘密流传。1948年，永井荷风接受了警方聆讯。毋庸赘言，“裸体画”是“粕取文化”不可或缺的内容。
战前，在媒体上刊登“接吻”的画作都是违法的。但是战败后，美国占领当局根本不理会日本的这种法律。一次，美国大兵和“潘潘女郎”公开在街头接吻，被日本警察以“公然猥亵罪”拘捕。然而，此举激怒了驻日盟军总司令部（GHQ）。总司令部明确规定：“接吻不是猥亵”。1949年，改造社出版了诺曼·梅拉的畅销小说《裸者和死者》，因充满露骨的性描写，遭到警视厅没收处分，但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当即撤销了这一处分。之后，日本市面上开始出现偷偷贩卖的“Y写真”。“Y写真”10枚一组，描绘新婚旅行过程：纪念摄影、新郎手忙脚乱地抚摸穿着和服的新娘。进入旅馆脱下衣服，接吻……
1951年，高桥铁和久保藤吉创办了以“文化人的性风俗杂志”自诩的《热恋者》。该杂志发行后一度引起争议，但法院认为，“这是性研究杂志，不是色情杂志”。“施虐”和“受虐”的戏剧和美术也在战后一度流行。表现“情色虐”的喜多玲子的画作、伊藤晴雨的表演，博取了大量观众的眼球。
四、“全裸写真”：平城时代的“关键词”
1956年7月17日，日本政府发表了《年度经济白皮书》，开篇即指出：“消费和投资的潜在需求尚在高涨，但与战后一段时期相比，人们消费和投资的欲望之炽烈已显著减弱。现在已不是‘战后’，我们正面临与以往不同的事态。”
所谓“温饱思淫欲”，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，艺术上的裸体和世界第二经济体，几乎同时公开亮相。当时，新潮杂志《平凡出击》和《花花公子周刊》用麻田奈美等模特儿的“裸体”照装饰封面花花公子女郎人体写真，使杂志热销。其实，所谓的“裸体”照还是遮遮掩掩的：用手遮掩胸部，用纱巾遮掩下体。但时隔不久，手被移开，纱巾被褪去。1974年创刊的《GORO》刊出了大尺度裸体广告。于是，一些急欲成名的歌手和歌手，纷纷宽衣解带。不过，她们“最隐秘的部分”仍未显示。
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高涨期，“最隐秘的部分”终于被闪光灯照耀。
1991年1月，摄影家筱山纪信以影视明星樋口可南子为模特儿，拍摄了裸体影集《水果·不测事态》。由于总计54张照片中有15张暴露下体，影集旋即销售一空。同年，《艺术新潮》5月号刊载了摄影家荒木经惟的《三月的我写真》，也因为暴露女模特儿下体，使杂志极为抢手。
然而，更受人们关注的是警方的态度。因为，按照日本刑法第175条规定，“禁止发布、销售、陈列淫秽图画”。警方咨询了大学教授、律师、记者等各行业的十多位相关人士。同年6月10日，东京警视厅保安一课提出了口头劝告：“写真淫秽性较强，社会影响较大，希望今后不要再出版同类作品。”但同时承认：“作品的整体取向具有艺术性，故不作违法处置”。于是花花公子女郎人体写真，“全裸写真”更如雨后春笋。著名影星宫泽理惠也“奋不顾身”拍摄了全裸写真，因而使她被称为“平成的维纳斯”。作家兼导演中谷彰宏就此评论道：“樋口可南子和本木雅博的写真集，与其说是现代的黎明，毋宁说是拉开了黑暗时代的帷幕。1991年宫泽理惠的写真集才真正使裸体写真史进入了现代。”
1993年，“全裸写真”的纷纷问世，再次显示出日本“欣性向容”的民族特性。这一年，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《现代周刊》也每周必刊“全裸写真”，
使发行量在半年内陡增7.5万册。《邮政周刊》因每期刊载影星的“全裸写真”，
仅半年发行量就增加了10万册。按《邮政周刊》总编冈成宪道的说法，“‘全裸写真’这个词，已经成为时代的关键词”。
参考文献：
高桥铁：《近世近代150年风俗图史》（下），久保书店1969年出版，第165页。
经济企划厅：《昭和三十一年度 年次经济报告》，1956年出版，第43页。
《SPAI周刊》1991年11月13日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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